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般的罗店人都认为龙船因纪念屈原而产生。其实不然，早在屈原诞生之前，中华大地早已有了龙船。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说过：“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龙舟，只是文身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据史料记载，江南古为水泽之国，当地“百越”先民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说苑·疏证》中载，越使者诸发见梁王说：“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翼、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据，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断发文身，灿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上古先民出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心理和抵抗意识，崇拜图腾，将龙的形象图案刺缕在身上和绘刻在独木舟上，使其“以象龙子”。

长江流域的先民把龙视为民族之图腾，凭着意志想象勾画出龙的形象，为龙蒙上了高深莫测的神秘面纱，视龙为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庞然大物。奉龙为神，举龙为尊的敬畏和崇拜已达登峰造极，其影响在龙的传人中可谓根深蒂固，罗店的百姓也不例外。

罗店的乡民虽然对图腾之意并非了如指掌，但对龙的崇拜却深入心灵。明正德四年（1509年），罗店地区发生了地震，海水涌上大地。明嘉靖十九年至四十四年（1540—1565年）倭寇多次劫掠镇区，百姓横遭不测，镇上十室九空，损失惨不忍睹。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又遭地震、大旱。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使罗店百姓苦不堪言，但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只能乞求神龙的保护。在人们的心目中，唯有神龙，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

在罗店有着一个无法考察真假的传说，称某一风调雨顺的盛世之年，正月十五之黄昏，于东方大海的上空，出现了一条光彩夺目的长龙，罗店人立即张灯结彩，进行庆贺。当年便又喜事连连，此后，元宵便成了罗店的灯节。每年闹元宵，除所有商店和家家户户均张灯结彩外，寺庙前还树起灯塔，放花筒，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并进行集会出灯。舞龙灯，舞狮子，人们提着各式灯彩，敲锣打鼓，穿街走巷，直闹到深更半夜。参与者的队伍连绵不断，观者无数，灯彩的种类也是名目繁多，动物灯、植物灯、人物灯一应俱全。镇郊农民也在田头高悬“望田灯”，希望来年丰收。“新春发嚼米花甘，听闹元宵兴倍酣，亮照彩灯千百盏，盛年此夕照田蚕。”史料中记载的这首诗，就是对“灯节”盛况的真实写照。

在罗店的民众心目中，福为龙所赐，祸需龙来避。这种虔诚之志却正是图腾崇拜的体现，也是罗店龙船特色之中的实质内涵。

 

龙船的起源众说纷纭，不同的地域各有自己认为的正确来历。有人认为，最早的龙船是禳灾的工具，它装载着不祥之物顺流而去，将其送走。也有人认为，龙船源于春秋越国，越王勾践以龙船操练水军，既为将士增添苦练时的乐趣，用以激励斗志，又能使吴王夫差误认为游戏娱乐，从而不作提防。还有人认为：龙船是帝王所乘之舟，故豪华气派，尽显至尊风范。更多的则认为龙船的产生与纪念具体的名人相关。涉及的名人为数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爱国诗人屈原。楚大夫遭谗不用，见楚亡而投汨罗江身亡，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命舟楫極之，后演变为龙舟竞渡。其次是称为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尽忠于吴国，却被吴王所杀，抛尸于江，化为涛神。故江浙还有迎涛神之说。尚有一说为纪念曹娥，女子曹娥，是浙江上虞人，其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初五于县江沂涛迎神而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号哭七昼夜，后投江而死。另也有说是因纪念陆秀夫或其他人的。

罗店居民，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土生土长，皆有着各不相同的原籍，对于祖居之地的风俗习惯轻易不会丢失，包括龙船在内的种种传闻也不会完全忘却。虽然在迁居入新的地方后，一度不见了龙船的影子，可亲眼目睹和在前辈口中耳闻之景，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罗店龙船初现之时，均能发表自以为最正确的意见。这也成了罗店龙船得以博采众长的基础。

罗店自元代成镇以后，逐渐变成了通商大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孕育了一批饱学之士。其中最早成名的当属金文徽和堂兄金珉。金文徽，字德儒，罗店黄白泾人，明洪武三年（1370年）乡试得第二名，免会试任富县同知，有政绩升国子监学录。金珉，字德进，元代任长州训导，洪武初年任国子监助教。生于1427年的范纯，在30岁时得中进士，任南京兵部主事，后又改任刑部员外郎兼四川佥事。由此可见，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罗店，在百年内已是人才辈出。这类文化人对历史典故自然通喻，最起码对龙船的起源略知一、二，在罗店龙船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必定会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龙船起源的各种说法，在罗店成镇时就得以流传，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对罗店龙船的形成作好了舆论准备。

 

罗店成镇以后，大量的商店在此开张，人气渐旺，外来者蜂拥而至。随着商贸活动的日趋频繁，与外地的交流也趋广泛。在此过程中，已在罗店安家落户的人也在外出之时看到了划龙船的实况。

中华民族的众多地域，早已盛行端午划龙船的习俗，各地龙船在接续史前遗风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不同流派，罗店人在各地看到的龙船也就并非千篇一律。就是邻近的州县，龙船的形制和划龙船的模式，也有一定的差异。

罗店在元明两朝均为嘉定县所辖，而嘉定又是苏州府属的七县之一，苏州是江南民间龙船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相对于罗店这样的后起之秀，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苏州的龙船较为华丽，上有亭台楼阁，船头之上，选面目端正的儿童装扮成台阁故事，称龙头太子。船上还设兵器家，以此体现勾践操练水军的寓意，在划龙船中，还有敬涛神的种种仪式。

离罗店最近的两个县城，龙船也不尽然相同。嘉定举行龙舟竞渡，“精彩夺目，画船萧鼓聚集在一起，喧闹非常；男女混杂在一起，都尽情玩乐，好像发了狂一样。”对于以“教化”闻名的县城而言，似有格格不入之嫌，被上流社会视为“有伤风化”（嘉定县志中有载）。昆山的端午节，“青龙港还有龙舟竞渡，俗成‘划龙船’，又演习武术，河面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舞棍举棒，抡刀使枪，观者云集。有的乡村龙舟至镇上市河内竞渡，一人站在船头高呼号子，鸣锣击鼓，划手们按号子和锣鼓的节奏齐声和唱，齐心协力划桨。龙舟形如飞梭，岸上大放爆竹，兴示助兴，热闹非凡。”（摘自《昆山县志》）

罗店又和浙江相近，居罗店者原籍浙江的也不在少数，浙江的龙船又是别样风情。据悉，旧时西湖上的龙舟，约四、五丈长，彩画成龙形，中舱上下两层，船头有龙头太子和千秋架，均以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曾对浙江地区的龙船作了如下描述：“龙船无数，船身制龙头龙尾，取其怒愤；每条船两侧坐二十条壮汉，手持大木桨，取其勇悍；舟中搭彩棚，前后罗列旗幡，绣伞，取其绚丽；敲锣打鼓，取其节奏；后舱陈列兵器，取其锋利；龙头上双足倒竖，随船颠动，取其惊危；龙尾上挂一小儿于特别的竹篮内，取其险状。”

吴越之地的各类龙船在该镇尚无龙船之时，就已为邑人目睹，并被作为奇闻轶趣在民间传播，而成为感性的认识，以致在罗店打造本镇龙船时，成为了学习借鉴的范本和革新创造的基础。

①闻一多和《神话与诗》

闻一多（1899—1946年），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诗人，著名学者。《神话与诗》是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文学论文集，收录了作者的18篇论文，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神话为中心，对古代文化的考察；二是以《楚辞》为中心，对先秦诗歌的考察。作者认为神话是一切文化尤其是文学的源头，研究神话同研究诗一样，都是要清理自上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这些文章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细致的解剖分析，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对此后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②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楚人。初辅佐怀王，做过司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在同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斗争中，遭谗去职。顷襄元时被放逐，长期流浪于沅湘流域。比较接近人民生活，对黑暗现实愈益不满。后因楚国政治更为腐败，首都郢亦为秦兵所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危亡，又深感政治主张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歌》，《九章》等篇，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书久佚，后代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刘向辑集的《楚辞》。

 

③伍子胥和“迎涛神”

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伍奢被杀，他经历宋燕等国入吴，后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故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劝吴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渐被吴王疏远。伍子胥尽忠于吴，却被吴王赐剑命其自杀，并抛尸于江。据民间传说，伍子胥死于五月初五，其尸抛于江内后化为涛神，自此之后，吴越之地遂有了“迎涛神”之俗。

 

④张岱与《陶庵梦忆》

张岱（1597—1689年），一名维城，字宗子，号石公，陶庵等，今浙江绍兴人，出生于世代簪缕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皆为进士。张岱自幼聪颖，及长，才艺富瞻，兴趣广泛。喜游历，长期盘桓于江南繁华之地，广交才士名流，各式市井人物，深受市民文化的熏陶。明亡后，由世门豪族沦为普通民户，“布衣蔬食，常至断饮”但发奋读书，除修成明史《石匮书》外，还有大量其他著作，《陶庵梦忆》即为其中之一，其书收文一百二十余篇，为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作，也是重要的史料笔记。其中多载城市胜概，山川景物，风俗人情，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人物多为市井众生和文艺界名流，如画师、琴师、工匠、花匠、优伶等，皆为之传神写照，字里行间洋溢着鲜活的人文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