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罗店划龙船”中的原生态基因 从罗升首开店铺算起，罗店已有七百来年的历史，自明代罗店初见龙船开始，“罗店划龙船”也仅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岁月，然而“罗店划龙船”的渊源却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这不仅因为罗店人的祖先曾生活在原始社会，更因为龙船本身就是人类史前社会的遗俗。 罗店地区在唐代以前开始成陆，这里初时并无人烟，最早的罗店人（包括第一个出现在这里的人）均由他乡迁入。在他们来到这里定居的同时，也把从祖先那里传承的意识和习俗带到了这块新的土地。罗店原本没有龙船，最早出现的龙船是从别处引进的，同时也把龙船承载的文化内涵传播给了这里的人民。尽管“罗店划龙船”在历史的沿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世代罗店人的智慧创造后，形成了诸多的本土特色，但渗进龙船“血液”的原生态基因尚未完全消失，处处显现着原生态意识的痕迹。 一、“罗店划龙船”体现了图腾崇拜 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说：“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人类社会的遗俗。”“龙舟，只是文身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汉刘向《说苑ž奉使》载，越国使者诸发见梁臣韩子说：“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翼,兖之洲，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时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断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以然水神也”。从文史记载和学者论证可知：在史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居民，把龙作为民族的图腾，自诩为龙的子孙，把龙的形象刻在身体和舟船之上，以示对龙的崇拜。 罗店龙船虽已与上古时代的龙船有着极大的差别，不仅造型转世今非昔比，而且在文化内涵上也有了很大的扩展，尤其是像“重观赏”以表演为主的罗店龙船，还有了一定的娱乐成分，但它的整体形象却始终保持龙的造型，就像现代人一样，虽然穿上了时尚靓丽的服饰，有的还通过染发、整容改变了外部面貌，但身体内部却依然流淌着本民族的血液，保留着老祖宗的民族基因。 如果说始终保持龙的形象，仅仅局限形色的话，那么，在“罗店划龙船”过程中举行的一些仪式，则是从本质上体现出原生态的图腾崇拜。在开始打造龙船时，聚居于罗店镇韩家湾的船匠们都要焚香膜拜，造船场地要用芦席封闭起来，禁止一切外人入内。龙船造好后，还要进行“点睛”，认为只有这样，龙船才会得到灵气，才会变得神圣。除了“划龙船”期间龙船下水外，平时都搁在寺庙之内。罗店古镇原来寺庙很多，基本上几条街巷就会有一、二所寺庙。笔者幼年时居住的罗店东南弄就有一“东嶽庙”，庙内平时存放着“紫金龙”（龙船）。龙船下水时，也要进行祭拜，点燃“旺盆”，放高升，一个又一个名目繁多的仪式，都体现出图腾崇拜的痕迹。 “罗店划龙船”中的“台角”，也带有“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原生态意识，是从史前人类社会遗俗的发展演变而来。最早，是以人在身体上刺上龙的形态，来达到“以象龙子”的效果，但由于在身上刺龙要经受极大的痛苦，所以后来才改成了“穿彩衣，立龙首”。虽说“罗店划龙船”的“台角”基本上以戏剧人物出现，但其追本溯源却还是“断发文身”，只不过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增添了些娱乐的成分。 二、“罗店划龙船”体现了祈福禳灾 根据史料记载，划龙船民俗最早也是禳灾的工具，人们会把自己认为的不祥之物装于龙船之上，使其顺流而下，将其送走。这些不祥之物是指在当时危及生命的疾病之灾，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之灾。人类为了维护健康，得到生存的条件，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灵，寄托于巫术，这种寄托也就是当时社会人类原始思维产生的文化，是原生态的意识。这种祈福禳灾的原生态意识，在“罗店划龙船”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 “罗店划龙船”的日子定在端午，的确是和纪念屈原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在端午划龙船的风俗却并不是始于这个原因。早在屈原之前，江南在五月划龙船的习俗早已形成，而形成这个习惯的原因就是出于禳灾的目的。在我国古代，五月也称端月，是江南春夏交替之时，从冬眠中醒来的五毒开始活跃，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大敌。此外，五月也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天气连续阴雨，气温变化无常，是疾病多发的时段，选择这个时期划龙船，其初衷即是祈求神灵保护人类的平安。而屈原正巧在五月初五以身殉国，时间的巧合，才附会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当然，屈原这样一个值得称颂的伟人，的确值得纪念，而把五月端午划龙船说成纪念屈原，也确是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罗店划龙船”则并不固定在端午日，也不受这个确定日子的局限。在一般情况下，“罗店划龙船”都定在春夏之交举行，而且时间也不仅仅只是一天，往往是按参与划龙船的数量而定，有几条龙船参与就连续划几天。由此可见“罗店划龙船”的日子确定，除了由纪念屈原的因素外，还有着传承更为古老传统的本质，而这个古老传统的本质就是祈福禳灾。 史料记载古镇罗店曾拥有红、青、白、黑、黄五条龙船（其中红龙俗称赤龙，黑龙俗称乌龙），民国时期又增加紫金龙和小青龙二条龙船。上世纪40年代（当时笔者还是一名小学生），罗店镇从抗日战争的一片废墟中开始复苏，笔者曾亲眼目睹通体（含旗帐）呈紫金二色的紫金龙在水上表演的雄姿，同时表演的还有白龙、青龙等。 值得一提的是，罗店龙船中“赤龙”。赤者即火也，出于对火的敬畏和恐慌，人们不敢让火龙下水，认为火龙一划，必会引来大灾，所以火龙一般都被常年安放在火神庙中。在划龙船期间，赤色的龙船一样进行装饰，可只供大家瞻仰、供人们叩拜。而与赤龙相反的绿色龙船，则为填补赤色的空缺，形成了五行俱全的格局。 在罗店龙船上，共有五十三面形状不同的旗帐，其中有十六面称为“蜈蚣旗”，呈现蜈蚣的状态。蜈蚣是“五毒”之一，也是人们惧怕的毒物，“罗店划龙船”时，把蜈蚣旗插在中间，上有二面圆顶罗伞压着，下有两层旗帐（一层薄刀旗、一层三角旗）托住，将其夹在中间，造成蜈蚣动弹不得的姿势，这个刻意安排的布局，也是禳灾的意识体现。 在“罗店划龙船”的过程中，请宗教人士画符念咒，以镇妖魔鬼怪，用纸剪成“五毒”形状，让龙船带走。划好龙船后，船上人员都要在火堆上跨过，这些都与让龙船带走不祥有着相同的含义。其中，有的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原生态的风俗，有的虽并不完全一致，却也是原生态风俗的引伸，是原生态风俗的翻版。 三“罗店划龙船”体现了共力共享 在原始社会，人类只会使用简单地劳动工具，刀耕火种地生产力非常落后，赤手空拳或用树棍石块作武器的狩猎有着危及生命的风险，出于生存的本能，人类只能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以共同的力量去取得维持生命地物质，共同付出劳动，共同享有劳动的成果，成为早期社会的基本形态，这也就是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得以提高，剩余产品促成了私有制的产生。共同付出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社会形态失去了平衡，产生了分化。 “罗店划龙船”产生于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封建社会，但在举办“罗店划龙船”的过程中，却也实行了共同付出劳动，共同享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原始社会状态的基本规则，尽管这里的付出和享有都不是他们的全部，但就事论事地看，也有着原生态的基因。 在“罗店划龙船”中，整个活动都是由民间自发组织，所有费用均是百姓共同承担，当然，这其中也有商家为了达到获取商业剥削的目的而慷慨解囊，但最主要的还是“大户出大份，小户出小份”的公众集资，尤其是在造龙船和划龙船中付出的大量人力，完全是自愿的付出，无偿的奉献。没有物质利益回报的劳动，换回了共同享有的精神需要，无疑是比原始社会仅仅为了生存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从有种意义上说，这种共同付出，共同享有成果的实质，还是带有史前风俗的痕迹。 四、“罗店划龙船”集娱乐观赏竞技于一体 观察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乃至自然环境。罗店虽位于长三角地区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但与江河湖泊相比仍显得相对狭隘，缺乏回旋余地，尤其是穿越罗店镇区的市河宽度仅容二船勉强通过，这就注定了“罗店划龙船”不可能像南方各省那样在长江大湖上开展竞渡比赛，不过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雕刻、刺绣、音乐、戏剧等元素都在罗店龙船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和反映，从而使罗店划龙船多了几分观赏性和娱乐性，少了几分竞技性。可以这样说，罗店划龙船荟萃了造船、建筑、雕刻、刺绣各类艺术的精华，集戏剧、音乐、造型艺术之大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罗店镇蒋巷街由“陆家班””和“凌家班”组成的民间吹打乐队，乐器有唢呐、笛、笙和打击乐器，平时为民间的婚丧喜庆活动服务。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创作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音乐。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民间音乐家创造出了一套专用于划龙船活动的音乐：龙船行进时、二船竞渡时、或者在河中盘旋“打招”时都演奏不同风格的乐曲，前者悠扬悦耳，后者激昂振奋。虽已过去了60余年，但笔者至今仍能哼上几曲。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龙船乐曲现已由罗店文化馆进行了抢救性的保存，他们搜集整理了乐谱并重新录制了音带。由于“罗店划罗船”活动如此盛大精彩，因此，每年划龙船期间总会吸引方圆百里之民众前来罗店古镇观看，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摩肩接踵的程度。它和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七月三十杨王爷庙会并列为罗店古镇每年的三大盛事。它们既娱乐了大众，又促进了经济，繁荣了文化。 解放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罗店划龙船和其他一些民俗文化活动沉寂了一段时期。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宝山区和罗店镇有关部门相当重视对罗店划龙船这一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连续几年举办了几届龙船文化节，使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作为一名罗店古镇的居民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 综上所述，“罗店划龙船”的历史虽并不久远，但它的文化内涵，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通过“罗店划龙船”的表象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索，不仅可以找回罗店古镇的历史记忆，而且也能为挖掘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底蕴，提供一定的依据。 龚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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